我们从历史上找了三个样本寻求原因,江户时代

作者:历史杂说

原标题:中国人不爱生孩子了?我们从历史上找了三个样本寻求原因

琪树连云秋色飞,独怜细菊近荆扉。

“不举子”即生子不育现象,古代社会一般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,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。而宋代却演变成一种社会风俗,并盛行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。它与中国历来多子多福的思想文化传统完全相悖,那么宋代东南地区出现这一风俗的原因何在呢?

号外,号外,中国人不爱生孩子了。砍省和江苏自不必说,连生育意愿曾经高居全国前列的山东省都“沦陷”了,潍坊上半年的二胎出生率几乎是一胎的两倍。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不再喜提 baby 了,是加班掏空了身体,还是房价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?研究一下历史上的自觉限制生育行为,或许能有所启发。自觉限制生育,包括杀婴、弃婴、控制子女数量、过继等行为,在某些区域的某些时期内曾广泛出现。

登高能赋今谁是,海内文章落布衣。

苏轼在《与朱鄂州书一首》中说:荆湖北路,“岳、鄂间田野小人,例只养二男一女,过此辄杀之。”东坡被贬黄州,见“黄州小民,贫者生子多不举,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”。朱熹父亲朱松《韦斋集·戒杀子文》说,在江西婺源,民“多止育两子,过是不问男女,生辄投水盆中杀之。”福建一带杀溺幼婴的风俗最盛,朱松在福建为官,“闻闽人不喜多子。以杀为常……虽有法而不能胜。”陈渊《默堂先生文集·策问》也说:“不举子之习,惟闽中为甚。”王得臣《麈史·风俗》谓,在一般情况下,“闽人生子多者,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”,“若女则不待三,往往临蓐,以器贮水,才产即溺之,谓之洗儿。”据《道山清话》载,宋神宗、哲宗时的宰执大臣章惇,家在建州浦城,“初生时,父母欲不举,已纳水盆中,为人救止。”《宋会要辑稿·刑法二》载,江南东路,“东南数州之地……男多则杀其男,女多则杀其女,习俗相传,谓之薅子,即其土风。宣、歙次之,饶、信又次之。”而两浙路是宋代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,其一些地方杀婴弃婴之风也很严重,“衢、严之间,田野之民,每忧口众为累,及生其子,率多不举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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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梁田蜕岩

从上述史料归纳,宋代东南地区,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等地,溺杀婴儿的现象与风俗已相当普遍。“不举子”之风严重败坏了社会的伦理道德,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,“东南不举子之俗,伤绝人理”,要求政府严刑禁止。官府确也采取多种措施,企图加以制止,如从刑法上严杀婴之禁,甚至对地方官吏也予一定处分;颁布胎养法,在徭役诸方面予孕妇之家以宽免;设立举子仓和置举子田,以资助贫困之家养子;立养子法,准许民户领养被遗弃的幼儿等。尽管政府做了很大努力,申严劝诱,纤悉备至,但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,禁而不止,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,它与中国千余年来多子多福的文化传统完全相悖,其原因何在呢?

第一个样本,不妨放在汉代。汉承秦制,贵族社会可以不分家,取嫡长子继承制,但中下层则几乎无一例外是分家析产制。一家有兄弟姐妹几人,娶的娶、嫁的嫁,各立门户去,开垦荒田、各自多生,才能保证田赋、算赋和口钱尽可能多地收上来。

宽政五年(1793),即乾隆五十八年的11月23日,一艘“南京王开泰商船”从浙江乍浦港糖船湾(石化陈山原油码头至观山湾一带)出发,前往日本长崎。随船带有六十七种汉文图书。据当时在长崎从事商业贸易的村上家的一本名为“差出账”的文书记载,其中有“《红楼梦》九部十八函”。该船于12月9日(十一月初六日)到达长崎。这是红楼梦第一次传入日本。

学者陈广胜撰文进行了一系列分析,指出首先是人多地少的生产关系矛盾在起主导作用。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,宋代首先突破一亿大关。比汉唐人口最高额几乎增加了一倍多。人口增加最快的东南地区,其耕地开垦得也最彻底,以至于很少再有荒地旷土,尤其是福建路,“土地迫狭,生籍繁多,虽硗确之地,耕耨殆尽,亩直寝贵”。随之而来的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,所以《宋史·食货志》分析说:“福建地狭人稠,无以赡养,生子多不举。”范致明《岳阳风土记》也说,荆湖北路“鄂州之民生子,计产授口,有余则杀之,大抵类闽俗”。说明人多地少,不能维持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供给,是宋代不举子风俗盛行的重要原因。

这是理想状态,但因为嫁妆、税收等原因,人们常常是要弃婴、溺婴的,尤其是女婴。汉代是货币体系的初创期,当时的经济思想还比较简单,都花出去,不要存钱,通货紧缩就自动消失啦。所以自上而下,奢靡之风尤炽,嫁妆也就格外的贵些。家里穷,又生了女儿,不如溺死。加上女孩十五岁不嫁,有一笔不小的“单身税”,所以很多应付田赋都困难的家庭,主动选择溺死女婴来抵抗“剥削”。

清朝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清廷颁布“展海令”,开放海禁。乍浦港辟为我国东南沿海十五个通商口岸之一,与日本、暹罗、安南、吕宋、爪哇、马神、文郎等国有贸易往来,其中往来贸易量最大的港口,就是长崎港。往来货物有金、银、铜、玛瑙、琥珀、水晶、伽南、安息、紫檀、乌木、象牙、犀角、玳瑁、孔雀、燕窝、海参、猩猩毡、加文席等。

其次是沉重的人头税。宋代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,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,其中丁赋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。其丁赋承继五代,以东南地区最重。蔡襄《端明集》卷二六谈到,福建“泉州、漳州、兴化军,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”。《淳熙三山志》卷十载,三山地区“咸平初,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,大中祥符四年,诏放身丁钱,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”。身丁钱高达夏税的三倍之多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百四说,南宋初期,荆湖南路“道州丁米,一丁有出四斗者”。朱熹《朱子语类》中也说到,两浙地区“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”。可见宋代的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,沉重不堪。蔡襄接着说:“南方地狭人贫,终年佣作,仅能了得身丁,其间不能输纳者,父子流移,逃避他所,又有甚者,往往生子不举。”范成大也说:“处州丁钱太重,遂有不举子之风。”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》也载:“湖州丁绢最重,至生子不举。”赵善臻《自警篇·济人》云:“浙民岁输身丁钱绢纳,民生子即弃之,稍长即杀之。”江南东路的太平州,“民生子必纳添丁钱,岁额百万,民贫无以输官,故生子皆溺死”。可以说统治者残酷的人头税压榨,是民众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。统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这一风俗,一方面又以超强剥削法推动这一风俗。连皇帝都承认,“民为身丁钱,至生子不举”,但统治者根本不会有改变这一赋税结构,来“救救孩子”的念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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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村上家的“差出账”记录(该记录详尽地记载着从日本宽政五年到文化四年之间,村上家所经营的贸易品目和数量)来看,日本从中国输入的货品主要是糖、蚕丝、土布、药材、染料、油漆、铅锌、书籍、纸张等,而输出的是铜、海带、海参、鲍鱼等(铜因幕府的“重商主义”政策一度被禁止出口)。

还有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问题。不举子之风不只盛行于贫困之家,而且也蔓延到衣冠富户和士大夫之家。杨时《龟山集》卷三谈到,福建的建州、剑州、汀州和邵武诸地,民众多计划生育,习以成风。虽士人间亦如此。富民之家,不过二男一女;中下之家,大率一男而已。所以许多地区,衣冠之家,往往唯有一独子继嗣。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:父兄惧怕继生子弟分割家产,常常溺杀婴儿。如《宋会要辑稿·刑法二》在述及福建民风时称,衣冠之家,家产一旦分割之后,继生嗣续,不及襁褓,一切杀溺。主要是担心其更分家产,建州一带此风尤甚。宋代财产私有制得到进一步发展,土地兼并激烈,衣冠之家如果不加限制地生儿育女,家产被分割过散,不但不能维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,而且很可能被人兼并而沦为贫民,为避免家道中衰,只有出此下策。朱松《韦斋集》就谈到,即使“父母容有不忍者,兄弟惧其分己赀,辄从旁取杀之”。这似乎是衣冠之家防止自己的社会地位遽然下降的一种手段,令人不寒而栗。

说到底还是因为穷。当时的关东曾经“民众久困,连年流离……至嫁妻卖子,法不能禁,义不能止”。本来就贫穷的民众们,遇到灾年,则“罢夫赢老易子而齩其骨”,养活孩子根本不是可选项。最惨的是东汉末,因为国库空虚,根本等不到孩子成人再收口钱,一个孩子刚一降世就欠了一笔税,导致“民多不举子”。不举子,就是不养活孩子,其结果之一是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。此外汉代还保有旧俗,出生于五月、七月或与父亲同月的孩子不能留,因此死去的也有不少。

“差出账”上有特别标注《红楼梦》为“右見用として唐方へ”,“唐方”指“唐通事”,用以称呼当时的翻译及随船人员。而成为“唐方”所需要进行的语言学习的教材,多是中国舶来的长篇小说。江户时代,对小说的需求量不断增大,除了用于语言教学外,更多的是供买卖阅读。《剪灯新话》、《三国志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和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儒林外史》以及《照世杯》、《西湖佳话》、《十二楼》和《平妖传》等作品先后传到了日本。同时出现了专门翻译中国小说的翻译家,比如翻译《水浒传》的冈岛冠山(公元1674—1728年)。也有一些作家从中国小说中找到灵感或以其为蓝本创作“移植本”(翻案小说),如建部续足(公元1719—1774年)的《本朝水浒传》、山东京传(公元1761—1861年)的《忠臣水浒传》等。曲亭马琴的《南总里见八犬传》,小说中兼具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忠、信、孝、悌等封建道德的八犬士诞生时,随身有一颗灵珠的梗,很可能是受到了《红楼梦》的启发。日本学者细川晴子在她的《马琴与红楼梦》中指出:天保七年,曲亭马琴为了写人情小说《此花新书》从伊势松阪的友人小津桂窗那里借得《红楼梦》。天保十年,他构思的另一部作品《宿世结弥生雏草》,很明显是得到神瑛侍者(贾宝玉)和绛珠草(林黛玉)投胎转世姻缘说的启示。曲亭马琴在《朝夷巡岛记》的书评《犬夷评判记》中还以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五言绝句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。都言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”为画赞。

当然,宋代生子不育,尤其以溺杀女婴为严重。其中除中国文化的重男轻女思想传统之外,还有厚嫁之风普遍的原因。当时无论地主还是一般平民,嫁女之费,常常多于娶妇之用。如《宋史·礼志》载。皇家宗室的公主下嫁,朝廷赐给驸马的嫁娶费用“倍于亲王聘礼”。吕祖谦所订《宗法条目》规定,嫁女费用一百贯,娶妇五十贯。嫁资倍于娶费,使富裕之家不愿分赀,而贫困之家又力所不及,故进一步加剧了溺杀女婴的风俗。

第二个样本,不妨放在宋代。宋代的结婚论财现象比汉代还要严重,富户家嫁女配的奁田要六十到七十亩,一般平民也要百千钱,且嫁女费用明显高于娶妇费用。对于底层家庭来说,这无疑释放了明确的信号,即他们不配养女儿,结果可想而知。

除了大量引入汉文学外,日本本土的文学创作也蔚为大观。书籍在江户时代开始朝向大众化、简便化、通俗化与娱乐化发展。当时比较特别的书类还有给农人看的农业技术书籍以及给女性看的“女书”(衣装、化妆、料理、出产、育儿、等与女性生活相关的实用性书籍)。同时,也出现了蔦屋重三郎这样的出版业巨头。1893年,他的蔦屋出版新书三十种。

有学者以为上述诸条都非根本方面的原因,其终极根源乃在于生产力的不充分发达。指出宋代社会生产力比前代无疑是有很大提高。但人口也比前代倍增,由于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消极制约,其生产力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充分发展。我们以为,单靠生产力的发展,其实也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。它需要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,尤其是对“人”的认识的提高。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缺陷,恐怕就是不重视“人”,不懂得“人”到底是什么,而主要围绕着“皇帝”生活,依靠“皇帝”生存,在这种文化背景下,生产力再发展,也不能摆脱不把人当“人”的悲剧的重演,近现代的中国史其实一直在重复着类似的悲剧。当然,其中还有许多深层次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方面的问题,需要我们整个民族去认真思索。

而同时出现了另一个问题,相对富裕地区如广东和福建,论奢侈程度领跑全国,人口也最稠密,人地矛盾最为突出,所以节育意识非常之强。当时的福建地区已经出现了自觉节育现象,一家最多只养三个孩子,从第四个孩子开始,后面的悉数杀掉,因为没有多余的财产和田地给他们。湖北、湖南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,“民生子,计产授口,有余则杀之。”

为什么日本对小说和通俗读物的需求量,在江户时代中后期如此巨大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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