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洋义赈会与民国合作事业略论,中国社会科学

作者:历史观点


时间:2007-3-10 10:55:40 来源:不详

灾荒在技术水平低下、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时代时常发生,虽然对特定地方和特定人群而言,也许发生自然灾害相对偶然,但对政府和社会而言,则是常态化的社会危机与对应,灾荒救助为官府的常备政务,故而称为“荒政”。灾荒的救济防护,就是一种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公共管理的事务。如何进行灾害的救济防护,其成效如何,反映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社会的合作水平,亦即社会的公共管理能力,由此反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们的生活质量。古今中外,皆同此理。

“五四运动”前后,盛行于西方的合作思想随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。其中,华洋义赈会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,以百折不挠的精神,从点到面,由小到大,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开展信用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活动,推动并组织了成千上万个农村合作社,为打破中国农村传统的宗法制度,建立新型的农民组织,促进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组织转型与近代化,起到了重要作用。鉴于国内学术界对华洋义赈会与合作事业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(注:关于华洋义赈会的研究,国外的学术着作主要有两本:一本是美国学者Andrew James Nathan着的《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史》(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出版);一本是日本学者川井悟着的《华洋义赈会与中国农村》(京都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研究报告之一,1983年出版)。除此之外,国内学者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,如郭铁民等着:《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》,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;张士杰着:《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和发展》,载《民国档案》1992年第4期;任荣着:《民国时期合作运动发展述略》,载《档案与史学》2000年第5期等。),本文仅就华洋义赈会与民国时期合作事业做一简略论述,期以为民国时期合作经济研究及近代化研究之拓展与深入有所助益。

《中国荒政书集成》12册,汇集宋明以来主要荒政书籍共185种,是迄今最全的荒政书汇编,提供了中国荒政史的基本史料,可以说一编在手,即可坐而观史。《集成》收录多种文本,包括官民档案、政书奏议、记事传述、史志考略、论说条议、民间善书、日用类书、笔记日记、报告电报等等,林林总总,排比穿插,使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立体观察荒政的方方面面、宏观微观、朝堂乡野、官方民间。故而可说此编是公共管理的史料宝库。尤为可贵的是,灾荒及其救助主要是在基层社会发生与运作,故而这些史料呈现了基层社会的官民百态,且详实、直观、生动,与多空言粉饰的朝章文字判然不同,反映了社会公共管理的末稍与实地运作情况,这恰是我们考察一种社会机制实际效能的终端依据。

有清一代,政府对于灾荒的赈济,形成了一套颇为严密的制度。虽然由于封建*的曰趋腐败,有关“荒政”的一些规定渐成具文,甚至存在着种种黑幕和弊端,但无论如何,这种由朝廷和各级政府主持的“官赈”,在很长时期内,毕竟是灾荒救济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形式。直到光绪初年,随着社会*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新的变化,才开始兴起了一种“民捐民办”,即由民间自行组织劝赈、自行募集经费,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“义赈”活动。这在中国救荒史上,无疑是一个值得加以认真研究的问题。

我未专治灾荒史,近年留意社会文化,稍加翻阅之下,从这一视角看出了不少新趣,涌现出几点感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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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洋义赈会的全称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(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Commission,CIFRC)。该会之所以成立于1921年,直接原因是发生在1920年的北方五省(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河南)大旱灾。

一、可以看到公共管理模式的历史演变

民国时期,中国灾荒之多,灾情之重,灾区之广,灾民之众,为历史所罕见。1920年夏,北方五省发生严重旱灾。旱情涉及这五个省的317个县,受害灾民约2000万人,其中“死亡50万人”[1]。北方五省发生大旱灾之时,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。连年的军阀混战,造成军费支出浩繁,而财政收入的主要税源,或被地方军阀截留,或作为抵偿外债或赔款,政府收入所剩无几,赤字连年上升,财政极度枯竭。北洋政府只好在这一时期的关税上附加5%,筹集了400万元作为北方五省灾区的赈款。除此之外,“各省华洋赈团自募676万元,美国私人助赈655万元,共计1371万元”[2]。这笔钱筹集起来后,主要由各

书中文献跨越古代与近代,前后比较着阅读,可以看到由荒政所反映的社会公共管理模式,经历了从传统模式向清末近代模式的转变。如《亥子饥疫纪略》(第四册第2001页)记述乾隆年间江苏如皋因雨灾致饥荒,死多人,又引起瘟疫,县官依例开粥厂赈饥,但对疫病流行则无所作为,民人只有自行请医买药,致医者大获厚利,药价腾贵,而疫病流行长达6个月,死亡枕藉,有全家死绝,有全村死百人而仅剩数人。县官对瘟疫无应对措施,基本上是任疫病自生自灭。当然这是不负责任的县官,如果遇上个好县官,其可能采取的措施,大概也只是动员医家施医施药,或请神驱疫等等,其效果如何也可怀疑。再看清末宣统年间的《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》(第十二册第8131页),讲述东北鼠疫防治始末,已经完全是一种新的近代模式,如由政府委派专业医护人员组成专业防疫机构,制定防疫措施,实行隔离、西药消毒、查找病源、住院检查、医药治疗、病尸焚烧等一系列近代化的措施,终将疫情控制住。一前一后两篇防疫文献的比较,可以看到传统与近代防疫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,也标志着公共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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